主持人 李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台湾老兵》的第三集《守望》。去台湾的老兵当中有很多当年在大陆是结了婚的，从他们离家的那天开始，他们的妻子就成了守望的女人，开始了年复一年地漫长等待。在这些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的故事里，结局有喜有悲。 这里是青岛市城阳区大周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的男主人叫江志堂，今年已经79岁了，1949年他被国民党部队抓兵去了台湾。老人告诉记者，那一年，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8岁，小女儿只有3岁。在台湾的时候，他和大多数老兵一样，从部队退役后就一直在社会上打零工，辛苦地维持着生活，后来住进了“荣民之家”。
台湾老兵 江志堂：当兵当这么多年，住进了那个地方。可是你不到那里也没办法。怎么没办法呢？因为你吃饭你不能自己做啊，由大伙房来给你做。那大伙房做它不能说给你一碗多做了一点东西叫你自己吃，都是大锅饭，大锅菜。
像这样的“荣民之家”在台湾一共有13个，每个“荣民之家”里面都曾生活着几千名无依无靠、寂寞的老兵。江先生说他在“荣家”生活的时候，最常想到的就是自己在祖国大陆的家，每当半夜醒来悄悄擦去脸上滑落的泪水时，他就知道，自己又梦到了妻子拉着两个女儿，站在村口盼望着自己回家的样子。
隔着海峡，江先生的妻子也背负着沉重的思念，她还要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起沉重的生活压力，艰难地守护着这个千疮百孔的家。
台湾老兵 江志堂妻子：就我自己拉扯两个孩子。我公公80岁才去世的，我就照料他。照料了三十年。
台湾老兵 江志堂：那时候我还有个老爸，都是老伴在家伺候着，拉扯两个孩子，还把我两个孩子供到高中读书。
记者：那很不容易。
台湾老兵 江志堂：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终于开放探亲了，可以回家了，可江先生却犹豫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家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台湾老兵 江志堂：那时候有的人回来，我就托他们来问问，打听打听，说人都还在。
记者：您当时没有第一批回来，就是担心人不在了？
台湾老兵 江志堂：就是担心家里发生变化了，（会不会）老伴走了？闺女也跟着走了？家里再就没有人了，弟兄们也没有，就是说回来看看。那么这一知道了，这不就（回来了）。
得知妻子依然守护着他们的家，江志堂再也待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赶了回来，匆忙得甚至没来得及和家人先打一声招呼。
台湾老兵 江志堂：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家里不知道。我那个老伴说：“香儿看，是你爹回来了？”都还直愣愣的，好像莫名其妙那个事。高兴得哭起来了。就不是说想家什么的，见了面哭，这见了面都健健康康的，年龄都老了，高兴得掉眼泪了。
江志堂回家了，妻子终于等回了丈夫，女儿终于见到了爸爸，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现在江志堂先生已经定居在自己的家乡，和老伴一起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从老人带着笑容的脸上，我们读出的是“幸福”。江先生告诉记者，能有这样的日子，全是老伴的功劳，他觉得自己欠下老伴的太多了，真不知道要如何补偿。
台湾老兵 江志堂：现在我们两个就说，你有什么事儿，你说两句，我一笑置之，就没事儿了。
记者：从心里面讲，您觉得您欠不欠她？
台湾老兵 江志堂：欠，真的欠。因为什么呢？你不要说别的，两个孩子都给我拉扯大了，真的不容易。我就说实在的，真不容易。
（片花）
并不是每一个老兵在大陆的家庭都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在青岛市崂山区晓望村，记者了解到，当年国民党部队从这里撤退时，在这个村子里抓走了84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已经49岁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村子留下了很多只有女人维持的家庭。
这位老人叫常美珍，当年丈夫去台湾时她还只有22岁。丈夫是家中的独生子，他走后就剩下常美珍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公婆、当时只有19个月大的儿子、还有丈夫的老奶奶。一个弱女子是怎么维持这五口之家的，我们简直难以想象，但她却并没有选择离去。
常美珍：我公公婆婆就这么一个儿子，那我要是领着他（我儿子）走了，把他俩闪下了，怎么办？我姓常，他说常嫚，领着泽浦（儿子）走了，我们两个，就是他爷爷和他奶奶两个人，一个绳头儿一个，就悬梁要吊死。我父亲一听这个样子，我父亲说怎么着咱也不能走，因为什么？别叫这两个老人受委屈。
朴实的老人说不出什么华丽的语言，常美珍只是说，守住这个家，赡养好公婆，等待丈夫回来，是她应该尽到的责任。
常美珍：反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任务，拉扯孩子，养活二老。他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就这一个。我就为他儿子尽孝就行了。那你有什么办法？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漫长的岁月，漫长地等待，善良的常美珍默默地奉献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岁月，送走了老奶奶，又送走了公公婆婆，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说起母亲，现在已经是村委会主任的李泽浦先生感慨万千。
李泽浦：实际上当时要走的条件很好，因为啥呢？我姥爷那里的生活比这农村里好多了。我母亲也解脱了。我可能也不是当时那么困苦的情况了，也不是庄户孩子了。但是我爷爷奶奶就要命了，当时还有我老奶奶。
在海峡那边，常美珍的丈夫李先生和家里一直无法联系，直到1982年，他才能够通过美国的朋友捎回一封家信。收到这封信的常美珍欢天喜地，可是信里的一个消息却让她呆住了，丈夫在台湾又成家了。用尽了整个青春去守候、盼望、等待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她该怎么办呢？
常美珍：我不怨他，不怨他。你怨他干什么？这是社会造成的，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怨他有什么用？
记者：您觉得你父亲在中间所处的这个位置尴尬吗？
李泽浦：应该说是有点尴尬。因为造成这个原因，出现了这两个家庭，他都应该照顾到。做人的人格就应该把两边的家庭都照顾到，都照顾好。
记者：你们可以理解父亲这么做吗？
李泽浦：应该理解，这个事应该理解。没办法。他在那边又成立了一个家庭以后，当时也不能考虑到，不是三十年、二十年能见面，确实是好像一辈子都见不着面了。
后来李先生带着台湾的太太回来了。常美珍老人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了这一切，可是面对自己的丈夫，面对自己曾经苦苦期盼的团圆，老人还是忍不住落泪了，在她心中究竟有多少无法诉说的委屈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使这样，她所牵挂的，依然是丈夫的健康。
常美珍：他也说我受苦了。
记者：您现在还惦记他吗？
常美珍：我也惦记他身体不好。他年前打电话说，他太太说他瘦了点。
这是福建沿海一个普通而有名的村庄，说它普通是因为这里和众多沿海的小村庄一样和谐、安静，而说它有名，是因为这个村子有着辛酸的故事，曾经有一部叫做《寡妇村》的电影，说的就是这个位于福建漳州东山岛上的铜钵村。
1950年5月10日凌晨，国民党陆军58师以查户口为名，从这个当时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抓走了147名壮丁，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最年长的55岁，而已经结婚的就有91人。这巨大的灾难曾让村中几日不见炊烟，也让这群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们从此开始了漫长地守望， “寡妇村”这个名字见证了她们的青春岁月。
漫长的38年，漫长地等待，女人们独力承担起了生活的全部重担。在东山岛博物馆记者见到这样一副石磨，博物馆馆长黄镇国先生讲述了石磨的故事。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馆长 黄镇国：有一次我采访这个吴老太的时候，发现她的庭院当中，还摆着几乎完好的石磨。我问那个老大娘说：“这个石磨已经没用了，没有现实意义了。因为现在都是机器代替了，没有用了。你为什么不把它丢掉？”她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这个石磨，我看见这个石磨就想起我的丈夫。因为这种活两个人干，一个人干不行，比如说丈夫推磨，而他妻子放东西。现在她丈夫走了，她自己一个人承担家务。当时老大娘跟我说：“有朝一日，我丈夫回来，我要叫他去量量看，这个石磨给我磨矮了多少。虽然是石头磨石头，但是日子一久，会把它磨矮的。
在“寡妇村”很多女人就这样无奈也无悔地磨去了自己的青春。寂寞的女人们总会到村口或海边去眺望，眼泪哭干了，希望越来越渺茫，可她们仍然日复一日地盼着，等着，等得红颜布满了皱纹，等得青丝变成了白发，有的甚至就在这样的等待中离开了人世，活着的依然一如既往地等待，就好像铜钵村村口的那棵大榕树。
巧云阿婆就是铜钵村一个很典型的“寡妇”。当年丈夫被抓兵离开家乡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三个孩子，而当时的陈巧云还只有26岁。
陈巧云：不知道他的死活。他走的时候儿子才四岁，女儿六岁，肚子里还有一个。
陈巧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个中的辛酸与艰难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可是她说，那些年里最难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
也有人劝过陈巧云，那么多年杳无音讯，她的丈夫大概凶多吉少。与其苦苦等待，不如为自己和孩子好好打算一下。可陈巧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等待。每当过年节的时候，她家里的饭桌上总会多摆一副餐具，在她心里，丈夫随时会推门进来，和家人一起快快乐乐地吃团圆饭。
在铜钵村，这些守望的女人绝大多数没有改嫁，尽管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可她们还是苦苦等待着，挨过了大半生。有人说，这是封建意识在她们身上的体现，可是真正了解她们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几十年中一直为这些女人代写家信的黄镇国深深地理解她们的坚持，他说她们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死，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回来。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馆长 黄镇国：她带着一种希望，在等待着。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38个春秋。这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女人最起码的一个是良心。为什么？她老公一年没有回来，她去改嫁，要是第二年她老公回来了呢？第三年她老公回来了呢？那时候要说天哪，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她还是想这个家，想起他，这是一种爱情的表现。而且她想到她这个女人在这个家庭非常重要，她一走就家破人亡。所以这要感谢这些女人。感谢女人，确实是值得赞颂的。
正是这一群守望的女人，用生命为漂泊的游子点亮一盏灯光，像海上的灯塔，引领着台湾老兵回家的路，即使屡屡跌倒，仍能不断燃起新的希望。欢迎明天继续收看《台湾老兵》的第四集《希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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