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5日

　　1913年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字互换《中俄声明文件》，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从9月18日起，外交总长孙宝琦和俄方代表库明斯基就外蒙问题开始新一轮会谈。双方共会谈10次。
　　《中俄声明文件》规定：1.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2.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3.中国允诺不于外蒙古境内驻军、设官、殖民，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俄国也答应不派兵、不殖民、不干涉外蒙古内政；4.中国承认俄国的调处；5.凡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的利益等问题均应另行商订。并附件：1.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由中、俄、蒙3方共同协商；3.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1922年11月5日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王俊出席大会。刘仁静就中国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的大会作了报告，指出“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中共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拉狄克在会上批评中共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要求中共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研究室，到群众中去”。会议结束时，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他并将此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带回中国执行。

1924年11月5日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代替了帝制，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封建王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仍旧留在皇宫里受到庇护。
　　根据当时的优待清朝皇室的条件，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以后，仍然可以保持皇帝的尊号，民国政府对待溥仪要采用外国对待君主的礼仪；末代皇帝仍然可以住在紫禁城里；民国政府每年还要付给溥仪四百万元的费用，供他享用；此外，皇室的一切私有财产，一律受到民国政府的保护。这样，帝制虽然被废除，但皇帝溥仪以及他原来的那帮皇室大臣等却仍然安然无恙地居住在皇宫里，过着帝王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这种奇怪的现象，在清王朝覆灭后一直延续了13年。
　　1924年，受到革命影响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民国政府的贿选伪总统曹锟赶下台，同时下达命令，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皇宫，取消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皇宫。当时，末代皇帝溥仪正在宫内同他的“皇后”吃水果聊大天，他的“内务府大臣”慌慌张张跑入宫内报告，并且递上冯玉祥将军关于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
　　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的“醇王府”。
　　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从此被永远赶出了紫禁城。

1949年11月5日

　　1949年11月5日，一位刚刚留美归来的年轻人被周总理邀进中南海勤政殿。殿内已坐着好几位客人，有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都是不久前国民党当局委派的和谈代表，是国民党政界、军界的显赫人物。周总理便招呼大家：“诸位请入席吧。今天，我邀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大家坐定后，周总理指指那青年，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 那里去的。你们一定猜不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泽东主席就先看到了。”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啻在席间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客人们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长刘斐说：“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
　　那青年究竟何许人也？怎么令周恩来如此器重呢？
　　原来，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熊向晖——一个被毛泽东称为“能抵几个师”的中共地下党员。

1978年11月5日


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
　　1978年11月5—14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74岁）应邀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行程达1万多公里。
　　11月5日，邓小平到达泰国，受到热烈欢迎。
　　邓小平副总理是第一个访问泰国的中国领导人，他在机场散发的书面声明说，他的这次访问，“旨在加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了解和学习泰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经验。”他表示深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将获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在机场接待室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江萨总理谈到今天曼谷的不时有小雨的凉爽天气时对邓副总理说：“您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我们一直等待着您的来访。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邓小平副总理对江萨总理表示感谢，他说：“朋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据泰国人士说，是“历来各国领袖访泰时所未曾一见的现象”。廊曼国际机场内外，气氛热烈，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八、九岁的儿童。有的搭乘公共汽车，有的合租小型客车，有的步行，络绎不绝地赶往机场，有的还是一早从外地乘火车专程来的，他们耐心地在机场门口等候，长达两三个小时。从机场到曼谷市中心邓副总理下榻的爱侣湾大饭店，一路上，数万群众自动夹道欢迎。饭店门前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以能看到邓副总理一眼而心满意足。
　　当天晚上江萨总理为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的见面酒会，其热闹拥挤的场面，据说也是少见的。总理府最大的礼堂连站立的空位几乎都找不到了，这里集中了泰国几乎所有政要和社会名流共1000多人。江萨总理喜形于色地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副总理见面。一位泰国记者描绘这次盛会时说：“每一个人都以能够同这位年逾古稀、却显得精力充沛的远方客人握手，并交谈片言只语为荣，因为在这张平淡的脸孔上，却透着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真诚与和善可亲的态度。”
　　11月6日晚上，泰国政府在总理府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更是一个充满亲戚情谊的聚会。宾主双方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不知不觉竟把原定在晚上9时结束的宴会延续到11时。灯火辉煌的美丽花园里，一位泰国女歌手为客人们引吭高歌，她在距离邓副总理咫尺之间，用清晰的汉语和富有感情的声调，唱着毛主席纪念杨开慧而作的《蝶恋花》。听到这样深情的熟悉的歌曲，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怎能不使人为之激动。泰国的歌手这样了解中国人民的心情，可见中泰友谊之深。
　　泰国对邓副总理来访的重视，更加表现在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和诗丽吉王后在邓副总理到达曼谷仅两小时后，就接见了他和卓琳同志。泰国人士说，给予外国来访者这样的殊荣，也是罕见的。邓副总理参加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的剃度盛典，被泰国人士认为是“最令人感动和深具历史意义的事情”。泰国人民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这一情景都至为感动。
　　邓副总理11月9日和11月12日分别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他们的深情厚意，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队所到之处，群众那种热情的招手和发自内心的微笑，使我们感到，处处都是心心相印的朋友。
　　中国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之间，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泰国朋友常爱把同中国的关系说成“是近邻又是亲戚”，人民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亲密往来，这固然是发展友谊的良好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同三国同属第三世界，有着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我们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外来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扩张，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这是我国同三国发展友谊的共同基础。
　　地处热带的东南亚得天独厚，它资源丰富，美丽富饶，象一串镶嵌在太平洋上闪闪发光的明珠。它在地理上扼太平洋通印度洋的海上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国际形势的发展朝晖夕阴，瞬息多变。东南亚各国人民对以往列强侵略的历史记忆犹新，曾几何时，霸权主义又到处伸出魔手，从非洲、中东到亚洲、东南亚。
　　这些国家的朋友指出，东南亚五国为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组成区域组织，提出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受到大、小霸权主义的放肆攻击。东盟国家热烈欢迎邓副总理，不单因为他是来访的贵宾，更重要的是，中国一开始就支持东盟的和平中立政策，他带来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善意，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事业有所贡献。
　　东盟三国特别感到高兴的是，邓副总理无论在公开的讲话或在同三国总理会谈中，多次重申中国支持东盟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国控制、干涉的正义斗争，支持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的政策，支持东盟加强区域性合作和维护本国资源和权益的努力。泰国舆论界指出，这将促进东盟和平中立的理想早日实现，将对本区域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这使东盟各国人民看得更清楚，谁才是真正可交和可信的朋友。
　　在邓副总理同三国总理进行的亲切、诚挚、坦率、友好的会谈中，就加速推进相互间科学、技术、贸易、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谈，有的已经达成协议，证明我国同东盟国家发展双方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访问时间虽然短暂，它在三国人民的心目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80年11月5日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在纽约第四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大会上，中国广东乐器厂陈锦农主制的红棉牌小提琴，荣获了音质金奖。这是我国制作的小提琴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金奖红棉牌小提琴主制人陈锦农，新中国成立前是个作鞋工人，１９５１年开始学习作提琴。人们对我国提琴制作技艺的不满意见，不时在他脑子里翻腾着；国外演奏家、制作者对中国提琴的轻蔑的声音，更象一根根无情的鞭子抽打在他的心上。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带着一把获得某个国家全国制作比赛第六名的小提琴来到广州，吹嘘这把琴如何了不起，陈锦农仔细观赏后，一言不发，心里却得出一个结论：也就如此而已。他想，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就是在这种“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鼓舞下，经历了许多次挫折和失败，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终于在“定额工作”之余，作出了这把金奖红棉牌小提琴。
　　陈锦农认为，木材佳良，工艺精湛，弧度适当，厚度合理，是构成高级优质提琴的四个基本条件。他特别重视木材的选择，并根据材料的不同而确定琴度与厚度。为提高制作技艺，他不会拉琴，就让儿子去学，以便试奏制作的乐器；每次外国交响乐团来广州演出，他总是一名忠实的听众，演出中，他不只听，还带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外国提琴的形制和结构……。他精心制作的这把金奖小提琴，工艺细致工整，线条丰满，刀法流畅，音质粗犷而豪放，音响度均匀，富于穿透力，既具有意大利古琴的风格，又富于近代小提琴刚劲雄浑、辉煌明亮的特色。
　　红棉牌小提琴荣获音质金奖，更使我国演奏家感到欣喜。小提琴家盛中国希望今后能带着国产小提琴到国外演出，这样，不仅能把我国的音乐艺术带给世界人民，而且还可以让他们欣赏到我国提琴制作的高超技艺。

1982年11月5日

　　1982年11月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举行宴会，祝贺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60寿辰。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具有特殊风味的四川饭店举行。邓小平在宴会上首先致祝词。他说，西哈努克亲王同我们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我们对亲王长期以爱国的热忱，充沛的精力，杰出的才华，为争取柬埔寨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所作的努力，一向深为钦佩。现在，亲王又顺应柬埔寨人民联合抗越的意愿，肩负领导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重任，积极投入捍卫民族独立，抗击越南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亲王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亲王在国际上是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
　　邓小平说，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同亲王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请亲王相信，我们将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和亲王进行的正义斗争。
　　西哈努克亲王在致答词时，深切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及对他本人的深情厚谊。他说，他愿为加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继续努力。
　　亲王说，柬埔寨人民从1975年起，为拯救自己的国家而重新进行了斗争。这场斗争是艰苦的考验，要求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极大的毅力和耐心。但是，柬埔寨人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说，10年前，我的50寿辰是在北京庆祝的。今天又在北京为我举行60寿辰庆祝宴会，使我深受感动。在我再次担任柬埔寨的领导职务的时候，是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也是中国的真诚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1988年11月5日

　　1988年11月5日，劳动部、国家教委、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就严禁使用童工一事发出了通知。
　　劳动部的一位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我国严禁使用童工。
　　这位负责人指出，我国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企业招用工人必须年满16周岁，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童工。但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城乡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视国家法律和政策，擅自招用未满16周岁的少年、儿童做工、从商、当学徒，个别乡镇企业使用童工的人数甚至高达20％。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虽然对此三令五申，但仍屡禁不止。这种违法行为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被雇用的少年、儿童的身体受到损害，精神承受痛苦，妨碍他们健康成长，而且引起一批批中小学生辍学，影响《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如果听任这种现象蔓延，必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位负责人强调指出，彻底制止使用童工的现象，既是加强劳动管理的一项必要措施，也是当前整顿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通力合作，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要通过国家法律和劳动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各级干部认识到，使用童工是一种侵犯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继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关当事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招工、用工的管理，对无视国家法令擅自使用童工者，除责令立即退回外，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诱骗虐待童工的包工头，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因违法使用童工造成伤亡事故和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更要从严处罚。对那些迫使16岁以下少年、儿童做工、从商、当学徒的家长，要进行批评、教育，使其改正错误。

1991年11月5日

　　1991年11月5日，中央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在中南海开幕。
　　刚刚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钱学森在怀仁堂讲台上，向1200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讲了第一课。他讲的题目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开幕式讲话中赞扬钱学森是“我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他认为，请专家学者给中央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讲课，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对于宣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钱学森在讲座中共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社会形态和社会形态的飞跃；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即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用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业；人才培养。
　　这个讲座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工委、国家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目的是进一步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指示和江泽民同志在科协讲话中提出的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战略思想，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科技意识。
　　据介绍，这个讲座共分五讲，其余四讲是：高科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我国工业企业依靠科技进步的几个问题；五十年代以来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历史经验；海湾战争与高科技。

1992年11月5日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高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张文裕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张文裕１９１０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１９３１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５年赴英国留学，后取得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文裕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于１９３８年秋回国。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任教。１９４３年，张文裕再度出国，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渡大学任教授。１９５６年张文裕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员、宇宙线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１９７３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文裕自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４年任所长。
　　张文裕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和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在放射性同位素、宇宙线大气簇射和奇异原子研究，以及多丝火花计数器的发明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在国际科学界享有盛誉。他积极促进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的扩建，与肖健先生共同领导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云室组，作出了高水平的物理工作，培养了一代宇宙线研究者。
　　张文裕是我国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８１年，张文裕亲自主持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建设调整方案的论证。在确定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对撞机的物理目标和能区选择上起了关键作用。张文裕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晚年的全部精力。


1992年11月5日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首钢总公司在国际招标竞争中获胜，以１.２亿美元购买了年产成品矿１０００万吨的秘鲁铁矿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首钢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办的又一件大事。
　　据介绍，秘鲁铁矿公司原为秘鲁国营企业，因为经营情况不佳，秘鲁政府决定将该公司全部资产通过美国第一波士顿银行，采取国际招标方式公开拍卖。１９９２年８月，首钢得知这一信息以后，先后派出三批专家前往详细考察。
　　该矿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建设，先后投资１０亿美元，已建成完备的采选设备和配套的动力、运输、生活设施，在７０年代，最高年产成品矿达到１０００万吨。整个矿区６００平方公里，在已探明的１５０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１４亿吨铁矿（含工业储量６亿吨，远景储量８亿吨），而且全部露天开采，仅就已探明的储量来说，如果满足一个年产１５００万吨的钢铁厂的需要，可以保证连续供应４０年以上。
　　１２月４日，秘鲁总统藤森说，中国首钢总公司购买秘鲁铁矿公司将会促进秘鲁的经济发展。秘政府计划将这笔资金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和改善就业等。


1993年11月5日

　　1993年11月5日，海协与海基会在厦门讨论遣返劫机犯问题时达成的一致意见：“劫机犯是刑事犯”、“一方航空器被劫持到另外一方时，另一方应将案犯移送给民航客机所属方来处理”。海峡两岸共同商谈遣返劫机犯问题尚属首次。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在商谈后接受大陆及港台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先后发生了数起大陆民航客机被劫持到台湾的事件，1993年此类事件发生得更多一些。劫机是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了旅客安全、民航运行，实际上也影响到海峡两岸关系，造成的危害非常大，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地寻求解决。
　　据介绍，在商谈中，海协与海基会都认为劫持民航客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原则上应该遣返。劫机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以犯罪行为、而不是以犯罪目的作为判定性质的依据。
　　海协、海基会就遣返劫机犯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讨论。关于查处问题，海协提出了原则意见，即发生一方航空器被劫持到另外一方事件时，另一方应将案犯移送给民航客机所属方来处理。海基会认为海协的这一意见很有建设性。海协对海基会在此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感到高兴。
　　关于处罚问题，海协方面指出，1992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劫机犯的量刑、处罚已做出具体规定。劫机犯被遣返回大陆以后，我们将会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进行处罚。
　　海协认为，目前，海峡两岸唯一可以依据的文件就是“金门协议”，协议规定可以遣返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在没有新的协议以前，应依据该协议来实施遣返，或做出具体安排。
　　孙亚夫说，一些实质性问题都已讲清，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们主张还可以再讨论。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表示“随时欢迎谈这类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1995年11月5日


1933年邹韬奋夫妇与三个心爱的子女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５日，首都各界２００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邹韬奋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为纪念大会题词。李鹏总理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江泽民的题词是：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李鹏的题词是：韬奋同志是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典范。
　　邹韬奋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楷模。从学生时代起，他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胸怀。辛亥革命爆发那年，邹韬奋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回国途经福州时，他兴奋地和人们一起上街去热烈欢迎。第二年，他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意在成为一名工程师，用学得的知识为国效劳。大学毕业后，应黄炎培先生的聘请，他开始从事职业教育的编撰工作，之后负责主编《生活》周刊。这一时期，他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议论社会，议论生活，并通过大量译述介绍西方的现状，以求促进中国的社会变革。随着日本军事侵略的加剧，他抛弃了一切空想，在《生活》周刊上吹响了抗日救国的号角。日本侵略者制造的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东北事变、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的连续发生，激起了邹韬奋的极大愤怒，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他靠近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了大量反映全国人民心声的评论和通讯，邹韬奋撰写的一篇篇檄文，揭露、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宣传爱国主义，鼓吹抗日救国，他的文章起到了犀利的匕首和战斗的号角的作用。
　　１９３３年１月，邹韬奋不顾反动派的恫吓，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他被迫流亡国外。他利用这一时机，在伦敦和欧美大陆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对世界状况作了翔实的考察。
　　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邹韬奋以极大的热情，全力投身于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他与沈钧儒、马相伯等３００余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选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他与沈钧儒等七人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２４３天，他毫不动摇，和其他几位“难兄难弟”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充分表现了他那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加剧。在党的周密安排下，他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创办刊物，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和镇压进步力量的丑恶面貌。太平洋战争爆发，邹韬奋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他亲眼看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深受感动。之后，病中在口授的遗嘱中深切地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他再次向党中央庄严要求，“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批准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使他生前的愿望得以实现。
　　邹韬奋最初主张实业救国、提倡职业教育，还曾主张放弃武装以和平协商解决中国问题，到３０年代，他逐渐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运动中去，从一个战斗的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邹韬奋的思想转变，是他投身革命斗争、经受磨练的结果，是他在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找到真理，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中所指出：“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纪念会上，与会者还祝贺《韬奋全集》正式出版发行。《韬奋全集》共１４卷，近８００万字，收入邹韬奋自１９１４年起至１９４４年止约３０年间写的全部著作和译述。


1937年在苏州看守所，邹韬奋乐观地读书、写作。  


出狱后的邹韬奋等7人与战友杜重远会见爱国老人马相伯

1855年11月5日

　　美国社会党创始人德布斯生于1855年11月5日，他14岁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离开中学到一家工厂当了童工。1875年，他加入机车司炉兄弟会，开始了他为工人利益奋斗的事业。
　　当时，美国尚无共产党的组织，在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情况下，工人运动走向了工联主义几乎是必然的趋势。机车司炉兄弟会也不例外，它是按狭隘行业组成的，只限熟练工人参加，其斗争也只限于经济上的要求，反对罢工，反对参与政治。但是自1886年5月1日美国爆发了30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运动以后，他发现一切无产者在运动中有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阶级的必要，因此，他动员司炉兄弟会成员积极投入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大斗争。1869年，他决心把分散的各工种铁路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工会。1893年6月，由他任主席的美国铁路工会终于建成了。1894年，横贯大陆的大北公司解雇工人，工会号召总罢工进行斗争。总罢工使整个大北铁路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允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
　　1894年5月，普尔曼车厢制造公司工人为抗议公司解雇、裁减工人而举行罢工，当公司拒绝同工会谈判时，德布斯号召铁路工人抵制列车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很快形成有15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从芝加哥到太平洋岸的全线火车顿时停开，这使铁路雇主和美国政府大为震惊，决计以暴力摧毁铁路工会。7月2日联邦法院发布不许工会采取任何妨碍铁路业务活动的“禁令”。接着，军队开枪镇压工人，由于美国劳联领导人龚帕斯的叛卖，罢工失败。7月10日，德布斯以“蔑视法庭罪”被判处徒刑，投入监狱。
　　普尔曼工事件使德布斯认识了社会主义。1897年元旦，他公开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同年，他创建了社会民主党。1901年7月，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工党的希尔奎特分子合并，改名为美国社会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反战而被判刑十年。但是就在他服刑期的1920年，他参加了总统竞选，得票达92万张。他在美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迫使美国总统哈定不得不于1921年释放了他。
　　但是，不幸得很，在他出狱后没几年，于1926年10月20日，这位受人尊敬的美国无产阶级领袖因病与世长辞了。终年72岁。


1883年11月5日


英军在凌晨6点30分击败马军的第一次反攻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苏丹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苏丹人民受着埃及苏丹和英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一支以马赫迪为首的人民起义军诞生了，“宁拼千条命，不缴一文税”，“建立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的口号，响彻了整个苏丹大地。
　　马赫迪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起义军领袖，他知道自己的部队装备差，人员又都缺少战斗经验。因此，他果断地把队伍拉进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的卡迪尔山区，成功地粉碎了政府讨伐军接二连三的围剿。并以该地为根据地，不断壮大队伍，作好进攻的准备。1882年，马赫迪亲率起义军走出山区，向政府军发起了攻击。1883年初，他攻占了苏丹的第二大城市乌拜伊德，震动了全苏丹，把全国武装斗争形势推向高潮。英国殖民当局和赫迪夫政府为了挽回这一局面，调集了一支装备精良，包括步、骑兵和炮兵在内共1.2万人的远征军，向马赫迪起义军发动了猛烈地进攻。战斗开始于1883年11月5日，马赫迪巧妙地采用一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先把敌人诱至乌拜伊德以南的希甘，然后一举把远征军紧紧包围了起来。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远征军的司令官希克斯被当场打死，远征军这支部队也彻底垮了。从希甘战役胜利以后，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起义军的实力超过了敌军，促进了国内民族民主联合阵线的形成。

1981年11月5日

　　1981年11月5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耳科医生赛缪尔·罗森在第九次访华期间，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出血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罗森夫人随侍在侧。
　　罗森医生多年来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学术交流作了很大的努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早在1937年，罗森教授就从白求恩大夫那里了解了中国，并募集药品，转送中国解放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热情支持新中国，积极要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度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罗森教授作为首批美国医生访华，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以后，罗森夫妇又多次率团访华，为两国之间进行医学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根据罗森夫人的要求，罗森医生的骨灰一半将由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带回美国，一半将撒在中国大地上。

1983年11月5日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巴西电影大师温贝托·毛罗逝世。
　　温贝托·毛罗出生于１８９７年４月３０日，即电影这门艺术问世后的第二年。年青时的温贝托曾对电影产生莫大的好奇心。他曾通过函授学习电的知识，并自己动手装配最原始的小电台。一次他在镇上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后，兴奋不已。这位对文学、戏剧和摄影有浓厚兴趣的小伙子，又迷上了电影的制作。
　　１９２５年，他与摄影师佩德罗·科梅罗合作，开始了制作电影的尝试。温贝托搞创作，科梅罗负责洗印胶卷，建立了“南美洲佩勃电影制片公司”。这家电影公司的成立对巴西早期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２６年，这家电影公司上演了第一部故事片《生活的春天》，由佩德罗·科梅罗的女儿埃娃·尼尔斯和温贝托的兄弟布鲁诺担任主演，讲述的是一个走私甘蔗酒团伙内的爱情故事。从这部影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温贝托还远没有掌握电影语言的艺术。
　　然而，这位小伙子很快解开了电影的创作之谜。１９２７年，温贝托的第二部故事片《失去的珍宝》问世。在这部影片中，温贝托修正了第一部影片中的缺点。它不再用字幕，而是用动作来表达思想，同时他的电影也有了更加明确的主题。这部影片对温贝托来说具有特别的亲切感。参加拍摄的人员基本上是温贝托的家属和朋友。他演土匪，妻子演女主角，兄弟演男主角，他的儿子和堂弟也参加了演出……
　　就这样，温贝托一部接着一部地创作，技术日臻完善。他一生共拍摄了１２部故事片和３００部短片，其中，《野蛮的土匪》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１９６１年被称为“巴西新电影旗手”的著名导演格劳贝尔·罗萨曾一个人独自坐在电影院里，将温贝托３０年前拍的这部电影连看了六遍。回到里约热内卢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对温贝托的电影艺术做了评价。他说，“温贝托·毛罗用最少的资金拍出了巴西最好的电影。”他认为，《土匪》一片可以列入“世界上最好的２０部无声和有声影片之一。”
　　巴西电影业开始于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８年开始生产故事片。温贝托是率先运用自己的美学观点来表现民族现实的电影导演。他把巴西的文化特点和风土人情融进了自己的电影中。他一生始终追求的创作路线，就是表现有关祖国的题材。例如他的《巴西大发现》一片，表现了巴西大陆被发现时的历史过程和当时巴西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即使是在写走私甘蔗酒这样暴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时，他也是注意重点描述民众的生活，尽量使用巴西城市与农村的方言和土语。巴西电影评论家和导演莱克斯认为，温贝托是最富于表现巴西民族性格的电影导演。由于他的努力，本地题材成为巴西早期电影中最为鲜明的特色，从而使巴西地区化特点的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的舞台。
　　在他的影片中，还有许多是开创了巴西电影新格调的先驱之作。如电影《没有吻的嘴唇》是一部典型的里约热内卢式的喜剧，轻松、诙谐。《贫民窟的爱》被认为是“新电影”流派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有较大的反响。这部几乎是纪录片似的影片反映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生活。
　　温贝托除了拍摄电影外，还亲自创建并领导了“全国教育影片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拍摄了大约２００部短片。他还调查了巴西全国的大众文化资源，并通过电影的形式将它们记录下来。他在谈到电影的创作经验时说：“电影应当是奔腾的瀑布，充满着活力、美感和永恒的动感”。

1985年11月5日

　　1985年11月5日，联邦德国克雷菲尔德地方法院开始对参与策划杀害台尔曼的沃尔夫冈·奥托进行审判。法院根据40多个证人提供的证词，确认奥托不仅参与策划杀害台尔曼，而且“参加了枪杀台尔曼的行动”。奥托在审讯中拒不承认他参与杀害台尔曼的罪行。
　　1986年5月15日，沃尔夫冈·奥托被联邦德国克雷菲尔德地方法院判处4年徒刑。
　　沃尔夫冈·奥托是年74岁，是退休教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党卫军司令的书记官并兼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秘书室负责人。1944年8月17日夜，他与其他刽子手一起，按照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命令，秘密杀害了台尔曼，并随即焚尸灭迹。为掩盖罪责，当时的希特勒政权谎称台尔曼是在盟军空袭中被炸死的。
　　奥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被美军逮捕，并于1947年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了20年徒刑。1952年他被提前释放，此后担任了教师工作。已故台尔曼夫人罗莎曾于1962年对奥托提出起诉。此后，一些证人不断揭发奥托的罪行，联邦德国法院也曾数次调查他的罪行。这次审判是应共同起诉人、台尔曼的女儿伊尔玛·加贝尔—台尔曼的控告进行的。
　　德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台尔曼1886年出生于汉堡，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被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8月17日，在德国法西斯政权崩溃前夕，由纳粹头子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决定，台尔曼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欺骗舆论，纳粹宣传机构当时谎称台尔曼系遭盟国飞机袭击身亡。但在二次大战后的调查中，许多证人已经证实，台尔曼确系被纳粹杀害。西德舆论界也已公认这一历史事实。

1985年11月5日

　　1985年11月5日新华社消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絮勒什·马加什最近发表讲话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永久有效的、不管具体条件如何而始终有效的办法，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争议的问题、对不同设想的性质正确与否，只能由时间和实践来鉴定。
　　絮勒什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在寻找加快建设、继续发展经济管理和政治机构体制最好办法的共同特点，与此同时，越来越注意到本国民族特点、具体条件和历史传统。他们的出发点是，在分析具体条件下，现实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这些方法又符合社会主义普遍有效规律。”
　　絮勒什还说：“我们一贯认为，尽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没有普遍适用和必须遵循的模式，但仍然有最能符合本国特点形式的、可以和必须运用的普遍有效的共同规律和历史经验。每个党在注意到本国条件和传统时，运用哪种方式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或最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是由自己决定的事。团结的观点不排除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的理论争论，这也不妨碍在实践生活中的共同的政治行动。”

1991年11月5日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５日，在第１２２次临时国会众参两院指名选举中，自民党新总裁宫泽喜一当选为日本第７８任、第４９位首相。
　　宫泽喜一在１０月２７日举行的日本自民党第２５次总裁选举中，以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日本自民党第１５任总裁，这是在临时国会的指定选举中当选日本内阁的第７８任、第４９位总理大臣。
　　宫泽喜一，１９１９年生于东京。１９４２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７７年两度任经济企划厅长官，１９７０年任通产大臣，１９７４年任外务大臣，１９８０年任内阁官房长官，１９８６年任大藏大臣。１９８７年任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后，因利库路特案件辞职。宫泽于１９５３年在广岛选区首次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以后连选连任。在自民党内，宫泽历任参院运营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总务会长、宏池会（宫泽派）会长。
　　宫泽喜一对内主张资产倍增，进一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对外主张建立日美欧新的经济关系，加强亚太地区各国间的合作。他曾于１９９０年７月访华，并在许多场合主张加强日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宫泽有两个弟弟，宫泽泰曾任日本驻西德大使，宫泽弘任参议院议员。宫泽１９４３年与早稻田大学一教授的女儿庸子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1993年11月5日

　　1993年11月5日，由法国、德国和比利时3国创建的欧洲军团总参谋部在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正式宣告成立。欧洲这支统一部队的诞生对欧洲防务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欧洲有了一支统一指挥的武装力量，这既有象征性的政治含义，同时也在加强欧洲防务中发挥实际作用。当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加紧推进，实现欧洲政治联盟，使欧共体在欧洲防务安全方面有所作为，必然需要一支可以自行指挥调遣的武装部队，而直到欧洲军团成立之前，整个欧洲也仅有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西欧联盟，这个机构只能在各国防务政策方面发挥某种协调作用。面对欧洲的动荡局面，这种机构显然难有作为。欧洲军团的成立，至少弥补了这一空白。欧洲军团计划明确提出，其使命是充当西欧联盟的防卫部队，一旦发生危机，参加人道主义行动和维持和平行动。
　　欧洲军团成立前负责欧洲安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因此，欧洲军团计划宣布后，立即引起大西洋两岸的不安与争论。法国早在30多年前就退出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以后始终主张欧洲防务独立，冷战结束后，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以西欧联盟为主体的欧洲独立防务体系。美国对此极为不安，担心这将削弱北约在欧洲政治和防务方面的传统地位，因而对法国施加压力。在欧共体内部，各国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和战略考虑的差异也对法国的主张反应不一，不能达成一致。
　　西欧国家所持的犹豫态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是远离欧洲的海湾战争，还是近在咫尺的波黑冲突，如果没有美国的直接干预，西欧自身实力单薄很难有所作为。可以说，北约依然是处于动荡中的欧洲的可靠安全保证。面对这一现实，法国政府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1992年年底表示，同意欧洲军团由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1993年初又同北约达成的一项协议规定，如果出现危机，法国在欧洲军团范围内的部队将接受北约的“作战指挥”，这一协议既确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法国依然拒绝像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把全部军权交给北约的独特立场。法国只是在极有限度的范围内向北约作出了让步。欧洲军团的成立给复杂多变的欧洲局势增添了新的更加难以预测的因素。

1996年11月5日


贝·布托在记者招待会上
　　1996年11月5日凌晨，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发布公告，解散贝·布托政府和国民议会，宣布明年2月3日举行大选，并任命前国民议会议长马利克·迈拉杰·哈立德为看守内阁总理。随后发布的总统令指责贝·布托政府应对卡拉奇大规模流血事件负责；借穆·布托遇刺事件诽谤总统和军队；藐视司法部门；政府内腐败盛行、搞裙带关系，危及国家安全和践踏基本人权。这是巴基斯坦自1985年实施“民主政体”以来，第四次解散内阁和国民议会。
　　据悉，贝·布托现被软禁在总理府，其丈夫、投资部长阿西夫·扎尔达里，在拉合尔市的旁遮普省督府被以贪污和涉嫌卷入杀害穆·布托之罪逮捕。还有一些贝·布托内阁及地方政府的高官被扣押。同时被解职的还包括巴基斯坦四个省的省督，其职务由各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兼任。
　　贝·布托是巴已故总理布托的长女，巴人民党现任主席。1988年当选巴总理，1990年被伊沙克·汗总统解职下台。1993年10月在大选中获胜，再度出任巴总理。目前距执政期满还有两年时间。分析人士认为，腐败问题和经济困难是造成贝·布托下台的最主要原因。反对派强烈指责现政府上上下下的种种腐败行径，其中包括担任投资部长的贝·布托的丈夫阿西夫·扎尔达里，抨击他利用职权和贝·布托的影响向人索贿。腐败不仅使贝·布托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在执政的人民党内，反对贝·布托的人也越来越多。而经济上的不景气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则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当地报纸曾就1980年至今巴历届政府执政期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指出本届贝·布托政府执政期的经济增长率最低，仅为4.1%。而通货膨胀率却最高，达百分之14.3%。巴法定货币卢比在不到1年时间里两次贬值，加重了中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经济方面的困境不仅引起国内各界不满，还使巴向外举借时步履维艰。巴政府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借贷谈判中处境被动。当然，总理与总统关系不协调也是这次政局变动的原因之一。贝·布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绕开莱加里行事，莱加里本人对贝·布托为政日益不满。

1996年11月5日


骆家辉与夫人李蒙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５日，华人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州长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竞争对手克拉斯威尔，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骆家辉终于圆了他的州长梦。
　　骆家辉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出生在西雅图。５岁时，他还不会讲英语，在家里只讲中国话。直到上学后，骆家辉才开始学英语。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主修政治学，还在波士顿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他曾在金县担任副检察官，后当选为华盛顿州众议员达１２年之久。１９９３年骆家辉竞选成功，当上金县县长至今。金县人口１６０万人，是美国第13大县。骆家辉是个“工作迷”，但也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最喜欢园艺，装修房屋，修理汽车和照相。
　　骆家辉祖籍广东省台山水村。他祖父早年从香港移居美国。在二战中，他父亲随美军赴欧洲参战，抗击法西斯。父母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谋生，住的是由政府资助的公寓。由于家境贫寒，骆家辉上学时是靠政府资助和奖学金。也许正是这种个人背景，骆家辉在竞选中尤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使不同背景的人取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他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也颇得人心。
　　骆家辉的夫人李蒙曾在当地一家电视台当记者。虽然她有孕在身，但一直都在陪伴丈夫竞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１９９７年降生，对骆家辉夫妇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李蒙风姿秀逸，颇具东方女性的魅力。
　　华盛顿州是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总部的所在地。骆家辉说，华盛顿州是美国对外经贸依赖度最大的一个州，他要利用华盛顿州处于环太平洋地区的这一特殊地位来影响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推动美国同亚洲国家做生意。多年前，华盛顿州就与四川省结为友好州省。骆家辉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希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
　　骆家辉说：“我们华人从修铁路、打鱼、开店到参加保卫美国的两次大战，华人移民为美国所作的贡献值得所有美国国民感念，现在我们华人要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我竞选州长，就是要使我们华裔能在２１世纪发挥比２０世纪更广泛的影响。”骆家辉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５日正式宣誓就任华盛顿州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