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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伪精英文化”与“大批判文化” （摘自《借我一生》）

　　 我为什么从文化圈出走，因为他们“全是假的”

　　早在辞职之前，我已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过那种被各级官员捧持、由巨额资金支撑、充满“假、大、空”气息的排场文化、欢庆文化、滥奖文化；同时，我以更大的愤怒抨击了后来越来越普及的谣诼文化、投污文化、盗版文化，只不过我的这些抨击在文化界很少有人响应。这使我产生一种怪异的体验：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辞职之后，我观察虚假文化的重点更多地转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圈内。首先，是逼视已经取得坐标性地位的“伪精英文化”。

　　我国当代伪精英文化的外部特征，是自筑高台、自喷烟雾，让人无法正面看清，因此成为人们“高山仰之”的对象。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电影虽然也可以拍得非常深刻，在本性上还是一种大众文化吧，但让伪精英文化一解读就完全变成了一门玄奥的学问。我抄录一段让大家看看：

　　其实，最困难的不是区分，而是体现，也即是弗赖塔格 (Freytag) 的本义，将抽象体现为感性，将生活体现为意象，亦即黑格尔老人赫赫之言之当代表述之通俗模式是也。张艺谋的成果和差距全在这里，固不言自明了。

　　在我国现在的文化水准上，这样的伪精英话语确实能把很多人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引起学生们的崇拜和仿效。这便是由虚假而失控的中国文人。

　　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由虚假而衰败的一个主因。当文化失去了整体大道的控制，被蠢虫所控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远的不说，“文革”的造反“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方式罗织别人罪名的。我爸爸不是文人，却在“语法”上被人咬嚼而戴罪十余年；有的教授因讲授古代《毛诗》而被咬嚼出诸多影射领袖的疑问而锒铛入狱；有一个学者因朗诵过“日出东南隅”的诗句而被咬嚼出是在歌颂台湾，结果更惨。在他们面前，有一大帮“职业咬嚼户”，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一个路名、店名、人名、校名中考证出一大串严重错误来，结果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名、店名都不得不改了一遍，真可谓咬嚼万里、气吞山河。

　　这些人今天在中国重新走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文化向往被渐渐调动起来，但是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已经破碎，文化基础和文化坐标已经失落，有学问的老人也已经一个个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假洋鬼子和假古董商最能行世，并快速地铺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行市，甚至还形成了某种帮会。另一个原因是，各家传媒的编辑们年轻而又繁忙，没有时间钻研学问，看人家甩几句文言文就以为遇到了大师，便整版整版地发表那些胡言乱语，当作“精英话语”请读者享用。

　　我观察的另一个重点是更加虚假的“大批判文化”。

　　批判——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文命题。中国本应凭着批判精神获得理性重建和历史反思，谁知它却被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人事件屡屡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盘败坏，至今尚未修复形象。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的“大批判文化”已经虚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更遑论让它去改正以往了。

　　这种“大批判文化”构成了一种“虚假之链”，几乎无处不假。

　　虚假的起点是他们的姿态。装扮出一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英雄身段，但是，他们只敢对着那些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大声叫阵。叫喊几声，他们还会停一会儿，警觉地四处查看，是不是安全，如果没有让他们担心的动静，便更力口大声地喊叫起来。在舆论荒凉的土地上，这种喊叫声会被人误听成“道义的呼喊”、“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全是假的。在我印象中，二十几年来每当改革力量与极左思潮搏斗的时候，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这些大批判干将的身影。偶尔看到，那也一定站在极左思潮那边一次次点名整人。只是等到事态平静，他们便漂染成了别的形象。

　　我对这种“大批判文化”的虚假性看得很透，除了“文革”中目睹过爸爸和叔叔遭受大批判的经历外，还因为知道现今在传媒上最活跃的几个大批判干将的真相。

　　其中一位批判干将，笔触尖利，甚至在台湾、香港的读书界，常被看作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大陆文人。遗憾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夜晚。那是一次演出的休息时间，我坐的沙发高背后面，连着另一张沙发，那里有两个人在低声谈话，被我听见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向一位官员汇报文化界有关人士的“思想情况”，倒是那位官员听得不耐烦，一再在劝阻“现在提倡言论自由，文人发点牢骚很自然，不能当一回事。”但汇报者还在急切而低声地说着，打不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身来绕了一个圈子从比较远的斜角上看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他，我没听错，他也发现了我，向我摆了摆手掌，还把身子稍稍从官员身边挪开一点。

　　有些大批判干将比较年轻，暂时还没有这么多肮脏履历，却也在极力伪造着整人的资格。例如他们中最糟糕的几个，一般总是中文系出身，有的还写过几篇小说、散文、实在不堪卒读，做文学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识，只把在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渲染、煽情，全都用在批判，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眼便颐指气使，鞭笞四方。

　　在中国，要识破这种人的虚假并不容易。当年“文革”中一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举着鞭子到处抽打无辜者，逼迫“坦白交代”，一开始被抽打的人还会在鞭影血光中向他们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终于醒悟：他们是谁 ? 真正的牛鬼蛇神不就是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 ? 天下因他们而丑恶，而他们居然还要评判天下 ! 于是夺鞭。

　　但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真正的“公堂”，这条鞭子刚夺下，那条鞭子又来了。其实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以虚假为基础的“大批判文化”，永远是专制的帮凶、人间的暴虐。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土”，其实他们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 ! 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海外的有识之士看穿他们的虚假。我所佩服的作家余华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里边有一些优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清，而是将水搞浑。 《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

　　由于实在不能承受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虚假，我决定出走。

　　其实，追根溯源，这种义无反顾的力量，仍然是由很多年前一种微弱而洪大的声音点燃的。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多，几乎是我们这代人前辈的大部分，其中也有我爸爸。在“文革”期间，受罪的爸爸只要有机会与我们说话，说得最多的口头语是四个字，似自语，似叹息，似节拍，不断重复。

　　这四个字便是：“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这四个字，是一个不想继续声辩的宣言。他声辩过，全然失败。爸爸面对的，不仅仅是造反派的蛮不讲理，而且还是一种由无数谎言组接成的强大逻辑迷宫，其间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

　　那就不辩了，化作一声叹息。爸爸的叹息是这四个字，刘少奇的水平比我爸爸高，叹息是九个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意思也是一样：现在你们给我写的历史全是假的。

　　谎言和谎言之间有一种“互证”关系，诬陷和诬陷之间有一个“互撑”结构。当它们一次次快速地形成系统，受害者的任何抗议都变成“越描越黑”，因此只能向着家人叹息一声。爸爸的叹息，我听到了，并记住了。

　　我不相信自己对此能有太多改变，却可以相信自己对此已不怕什么。我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又一个起点。

　　那么，走吧。

　　屈原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德谟克里特开始，西方学人走得更多。到了卢梭，甚至断言“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索”。

　　路上很累，但与以前熟悉的门庭相比，那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一个比较正常的世界。天下凡是虚假的一切，都不敢风餐露宿。

　　为什么它们不敢 ? 稍稍一想就明白。

　　《新周刊》192期（12月1日出）有个“保卫张艺谋”专题，有兴趣可以买来看看。
　　现在的中国，连给张艺谋、余秋雨们叫声好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剧！
　　中国人离文明时代，还远着，说白了，其实我们的大多数人，还完全没有资格把张批得一无是处。什么礼仪之邦，什么文明古国，基本上成了讽刺。以前我总觉得鲁迅太于苛求于人，可问题是，鲁迅西归都快七十年了，中国人的人文思想道德意识，都没见什么进步，反而倒退了，能不让人家发发牢骚吗？
　　毛的统治，留下了一个习惯性的中国特色思维定势，那就是群体性思维压迫。
　　媒体充当什么角色呢？政治人物不能骂，因为可能会坐牢。只好骂艺人、文化人了，对国民的误导却很是不堪！从上到下，这种责任心都很差，就像在大街上把一个女子强奸了，洋洋得意大摇大摆地离开，一群看客大声叫好，而那些路过的不知所以的人反而觉得这个女人有神经病，喜欢裸奔了。

　　如果说张艺谋被全民性地污辱让我感到些许愤怒外，余秋雨的被骂却着实让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悲哀了。我很清楚地记住了一个网友说的“一个余秋雨挨骂，整个民族在丢人！”。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心平气和地读完了《借我一生》，再去网上核实核实相关真实性。你会发现，余先生不过是太于追求完美了。
　　整个批余事件不过是一群小人兴风作浪，竟然使得余先生成了全民性的“过街老鼠”？那些置疑《借我一生》真实性的所谓当事人，像那位姓孙的（金牙齿），姓肖的（编辑），抓住一些小细节不放（举个简单例子，姓孙的说他补上去的牙齿是白色的，不是金牙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谁说金牙齿专指金黄色的牙齿，只要是金属成份的，都可以叫金牙齿嘛），却对自己被余先生披露的小人行径哑口无言，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都没法为自己摘掉小人的帽子，这样的小人言行，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中国的影视作品，我最不忍心看的就是反右到文革那一段，亲友反目，污辱师长，人性泯灭。
　　当代的中国人好像天生对有所作为的人有强烈的阶级痛恨感，是不是跟当年的农民暴动发家有着扯不清的血缘传承？

　　我想摘取的那几段是《借我一生》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针对这个话题的大讨论，才是真正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可是中国的媒体，乃至中国文化界，却没有勇气去面对，却把矛头转向了个人攻击！若是秋雨先生在中宣部什么的挂个头衔，我倒是想看看哪家媒体敢大胆地骂出来！